作者 | 燕梳楼 昨晚，江苏新闻与新京报同时发布了关于同一事件的报道，内容却截然不同。江苏新闻声称老人家属首度表态不打算退还赔款，并已向警方反馈网络谣言，要求追责；而新京报则报道老人家属已经退还了向店主索要的1.9万元，且退款时间是在昨日下午16:55。这两则几乎同时发布的新闻让人感到困惑，究竟钱退了没退？经人民网确认，老人家属在数小时之内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从最初的威胁追责，转变为主动退还，并声称没有过错，不需赔偿。店主表示收到了19000元的全额退款，备注为“人道主义补偿款”。同时，店主的儿子表示愿意将部分善款捐赠给慈善机构，用于乡村修建路灯。双方还重新签署了一份《见证书》。这起事件的发展过程在近年来算是比较圆满的公共事件之一，店主得以全额退款，额外也有12万元的捐赠，而原本讹诈的一方也意识到了错误，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索赔行为并不妥当，最终通过向公众道歉来补救。 但必须指出的是，店主的儿子之前声称老人是陌生人，这一表述显然缺乏诚意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多位邻居表示，去世的老人离棋牌室仅有500米的距离，并且几乎每天都会到棋牌室打牌，事情发生当日可能是在等待牌友时意外去世，完全不同于店主儿子所说的“陌生人”。虽然店主肖爱华的善举符合《民法典》中的善人条款，并且在当地司法局介入调查后被认定为无责，但是店主儿子的这一不诚信的表述，对社会价值观造成了伤害。一些商家因此悄然撤走门口的遮阳桌椅，拒绝路人休息。店主儿子在发布的一段话中表达出了对国家、社会、党的歉意，起初我不太理解，但后来似乎明白了他所指为何。只是他提到“感谢民警同志没让我妈受到肉体上的伤害”的这句话，又让人觉得背后有些复杂。而对于成功退回款项的老人家属来说，显然并非善茬。虽然最终在某种压力下妥协退款，但在几小时前他们仍旧是态度坚决地表示绝不退款，并坚称如果要退款就不会索赔，甚至提到已向警方反馈网络谣言，表现得颇为强硬。由此可见，店主在第二次调解时答应将人道主义赔偿款由2000元增至19000元的原因，因为对方威胁要堵住店门，此时为了平息事态实乃不得已。昨天我在文章末尾提出三条建议，其中第一条便是要求老人家属全额退款，否则事情无法圆满。经过舆论和当地司法机关的双重施压，终究老人家属意识到自己的“错误”，退还了赔款，这也算是对事态的某种拯救。另外，我还建议对善人式调解进行追责。有必要澄清的是，之前文章中提到的调解主体是派出所，但媒体更深入的报道显示，实际上主导调解的是当地的综治中心，前后进行过两次调解。在媒体报道中，综治中心并不承认调解存在问题，仍强调双方自愿的原则。回想起店主儿子那句“感谢民警同志没让我妈受到肉体上的伤害”，是否基于某种压力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有一点值得赞赏的是，涉事双方，一个坚称无责，只能按人道主义赔偿；另一个则坚定表示不退钱、施救不当。调解中心能够促成赔偿19000元，如今同样又能促成退款19000元，调解能力可见一斑。其实我想强调的是，不能在让人付钱时草率了事，在要求退款时也应如此。凭什么所有事都交给调解中心，那法律的意义何在？若是违法便应受到法律制裁，不能把法律问题简单地交给柔性调解，更不能仅以“双方自愿”作为借口。久而久之，社会对是非的判断便会模糊，法律的庄重性也会受到侵蚀，善恶的界限会因此被混淆。即便店主在施救时的过程并非完美，但法律上却已确认其行为符合“好人条款”，并不负民事责任，那为何还要让他支付1.9万元？既然让他付出了这笔钱，如今又经过“调解”实现全额退款，这依照的又是什么条款？又是如何使对方在短时间内态度转变，实则是从坚决不退到毫无保留地退款等情形。如果涉及恶意敲诈，那是否将法律当成了儿戏？我更想探讨的是，基于稳控思维的调解究竟混淆了多少是非？各地虽有调解中心，某种程度或许减轻了基层治理的压力，但在此过程中，是否出现了为了调解而调解的情况，从而损害了善良、纵容了不法之徒？以湖南的此事为例，若没有店主儿子的发声，若没有舆论的压力，店主的1.9万元能够顺利取回吗？老人家属会主动退款并认错吗？最终恐怕依旧是好人默默承受不公的结局。当善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，而好事需要付出代价时，人人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受害者。对良善的简单随意，终将导致次序的混乱，法律也会因此失去应有的威严。法律最大意图是为善良之人撑腰，让不法分子心生警惕，而非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，让善良者痛苦不堪，坏人却在暗中得利。长期以来，社会秩序将会失去理智，道德标准将渐趋冰冷，法律的执行也会显得松懈，人心将变得迷惘。调解成功的案例虽多，但法律的震慑力在逐渐削弱。